孟浩然的仕与隐情结

时间：2025-01-11 11:09:56 炜玲孟浩然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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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的仕与隐情结

　　作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的孟浩然，经常被前人以一种隐逸的姿态来进行解读。但这种隐逸情怀的深层面却是与他仕隐情结的矛盾和融通密切相联系的。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孟浩然的仕与隐情结，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孟浩然的仕与隐情结

　　一、归隐待仕的积极进取之心

　　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孟浩然的经历在唐文人中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往纵深处探究，他的经历却也是比较典型的。

　　孟浩然的前半生在襄阳几乎都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在他的隐居岁月里，儒家宣扬的入世致用思想总是困扰着他的人生追求和诗歌写作。其诗或明或隐、或正或侧地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孟浩然的早年隐居是为出而隐，是在以隐居的名义下打出自己“处江湖之远”的名气，来引起“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的注意，是为积极入世做准备的。这在当时的唐代俨然已成一种风气。孟浩然在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才情韵气，很大程度上是与体现唐朝社会整体利益的儒家入世思想，体现盛唐文化中的建功立业之志是相联系的。

　　孟浩然在构建他美好入世理想的同时，也向往着山林隐逸的高趣。这种隐逸的高趣正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唐士大夫们一方面汲汲奔走于仕途宦海，以求在入世致用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承担社会化使命的同时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与人生自由。道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对孟浩然的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情趣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孟浩然与自然界的沟通与亲和，只是为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宁静与超脱，是对自我人格独立和生命高洁的自然净化。

　　二、求仕不得、欲隐不甘的矛盾无奈之情

　　孟浩然怀着“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长安早春》）的无比自信进长安求仕，并以清新俊逸的一联“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而名动京城。然而他的梦想很快在应举落第和“无劳献《子虚》”（王维《送孟六归襄阳》）的残酷现实面前破灭，并因诗作《岁暮归南山》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为唐玄宗所弃用。

　　在《题长安主人壁》一作中，欲随自然的本心与犹未实现的理想把孟浩然夹在了左右为难的缝隙间，此时的孟浩然比他以往人生里任何一刻都艰辛和痛苦，欲求而不可得，欲放而不甘心，在仕与隐的抉择里，失望、孤寂和悲凉占据了他心情的整片天空。清朝王士祯说“孟诗有寒俭之态”，而这寒俭之态就在于孟浩然未能忘掉入世之心而心有所系，于是诗歌里便常常带有如《题长安主人壁》里表现出来的求仕而不得的一种愤慨和牢骚的心态。

　　在这个时期，孟浩然开始渐渐从他天真浪漫的梦想中醒悟过来，对盛唐气象下所潜伏的矛盾和阴暗面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留别王维》中感叹“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在《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中喟叹“惜无金张援，十上空来归”，但孟浩然语气虽悲却仍不失气概，不若中晚唐诗人科场失意时“逢人话天命，自贱如埃尘”（姚合《感时》）的卑微姿态，也不流于狭隘的怨刺和讥弹，而是展现了他“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京还留别心丰诸友》）的风概和节操。尽管孟浩然认识到了自身的悲剧性，但他并没有以足够的胸怀和豪情来战胜人生的悲剧性，不像李白面临求仕失望后还能发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言壮语。孟浩然在困顿和失意里想起的还是他的“南山田”和“故园扉”，他仕与隐的冲突仅仅停留在自我的愤慨和狷介之中，而最终化为山水诗歌里的低吟哀唱，愁影悲叶。

　　三、漫游入幕时的通脱达观之情

　　孟浩然在长安求仕失败后，在吴越一带游历借此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接着回乡，后又入张九龄幕府，但因思乡不久便辞幕而还家，最后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动而亡。

　　林语堂先生说得好：“所有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仕途上的失败削减了孟浩然的入世致用之心，孟浩然深感“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而他之所以“山水寻吴越”，乃是因为“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的缘故。从这可看出孟浩然的百般无奈和心灰意冷之情。

　　尽管孟浩然依然还抱有“壮图哀未立，斑白恨吾衰”的壮志难酬之理想，但此时的归隐之意则是完全占据了上风。如《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此诗表达了诗人人生心迹的转变，是诗人的思想从汲汲于世向乐于归隐田园的过渡句。诗人隐居就是不愿意丧失人格的高洁而媚俗，而在隐居之中，也还念念不忘济世之志。但这种济志已不若初前那般的激情高蹈，而显得平缓厚实了。长安求仕失败后，政治上的欲求而不可得，这种外化的不遇心态使得孟浩然常常会把内心的思想引伸向历史或大自然，寻找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生的契合点，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绪。

　　写于襄阳隐居时的诗跟后期漫游吴越的诗歌相比而言，前期的诗更多的是一种对山水本身的诗意或诗性的表达。而到了晚年，道家的出世观念才真正地占据上风，其诗风也就较之前期明显多了几分羁旅的哀愁和悲凉的伤感，少了些古澹悠远。如《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以故知相逢的喜悦来反衬精神深处的失落与忧伤，又以精神的失落来映衬人生的失路之悲。但诗人的孤独却又不显露出消郁颓废的穷途末路之感，反而让人从中读出了一个高标异韵的诗人形象，特别是三四两句更有着“既多兴象，兼复气骨”（殷蹯《河岳英灵集》）的气魄。孟浩然在仕途上失败的痛苦经过心灵的折射，常常会化为一种“怨而不怒”型的含泪的低吟（比如《宿建德江》、《江上思归》等），即便是鞭挞丑恶，诉述不平，也采取一种独特的、含蓄的、被眼泪与诗情所包裹着的形态。

　　孟浩然于人生之坎坷和挫折中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安顿之处，那就是放弃功名的诱惑，在隐居家园中保持自己人格的纯洁和高远。“冲天羡鸿鸪，争食羞鸡鹜”（《田家作》）的孟浩然并不因为失意而就放浪自己来消解人生的悲哀和凄凉，而是对自身的处境持通脱、达观的态度，带着至真至情去体味人生、欣赏自然。他把个人的情志与大自然相沟通亲和，达到人生的诗化境界，体味着自然生命的充盈，体味着人格的完整和圆融无滞。

　　四、结语

　　执着于现实的追求，奋斗于人生的理想，成就建功立业之美名是孟浩然人生激情的根底所在。他像大多数初盛唐士人一样希望能够超脱世俗化的生活束缚和羁绊，在建功立业中争取平等，在滚滚红尘中保持人格上的独立自持，这种心态使得他在仕途上屡遭挫折。孟浩然正是带着这种高尚而又有些纯朴的情操来追求建功立业，这种既期望能够在政治上大展手脚，又渴求精神自由和人格平等的情操“是一种表现民族自信心和创造性的精神力量――是那一时代国力恢张的表现”，是盛唐文化自由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盛唐文化的自由发展。而当这种独立自持、平等自由不能实现之时，诗人选择了甘心归隐而不是逆心就仕，以此来保全自己完整的独立人格和对社会黑暗现象无声的抗议。由于现实之梦想不可得，孟浩然就只能通过与自然山水的亲和、交流以及沟通，以一种虚幻的心灵自由满足来替代现实人生里的自由追求，来倾听心灵与自然世界的邂逅和共振。而这种共振其实是整个中国古代有着同样仕隐情结的诗人们的共同心声。

　　但是归隐于封闭的穷乡僻壤，寄托于狭小的山水天地，对孟浩然的视野、情感以及胸襟都有着很大的限制和束缚，因为与现实生活世界的脱节和离异，他便很难从时代生活中汲取更多的营养与动力。这也就导致了他诗歌创作内容上的贫瘠和单薄，而最终流于沉寂。这也是孟浩然的诗歌之所以为苏轼诟病的根本原因。

　　人物生平

　　诗文少年

　　永昌元年（689年），孟浩然出生于襄阳城中一个薄有恒产的书香之家。

　　圣历元年（698年），孟浩然与弟弟一起读书学剑。

　　景龙二年（708年），孟浩然20岁，是年前后游鹿门山，作《题鹿门山》诗。诗标志着孟浩然独特的诗风基本形成。

　　景云二年（711年），孟浩然23岁，与张子容同隐鹿门山。

　　漫游求仕

　　孟浩然

　　先天元年（712年），冬天，送张子容应考进士，作诗《送张子容进士举》，25到35岁间，辞亲远行，漫游长江流域，广交朋友，干谒公卿名流，以求进身之机。

　　开元五年（717年），游洞庭湖。干谒张说。登岳阳楼，作《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以献。（另说此诗乃致张九龄之作，约作于开元二十一年至开元二十五年即733—737年）

　　开元六年（718年），二月，张说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四月赴任。孟浩然居家，作诗慨叹清贫和失意，渴望有人向皇帝引荐。

　　开元八年（720年），暮春，孟浩然抱病，有赠张子容诗《晚春卧病寄张八》。九月九日，孟浩然与贾舁登岘山，诗酒唱和。

　　开元十二年（724年），孟浩然36岁，韩思复任襄州刺史。卢馔为襄阳令，孟浩然与之为忘形之交。因玄宗在洛，便往洛阳求仕，滞洛三年，一无所获。

　　开元十三年（725年）韩思复卒，天子亲题其碑，孟浩然与卢馔立石岘山。

　　开元十四年（726年）夏秋间，孟浩然于维扬一带结识李白。

　　入京不仕

　　开元十五年（727年），孟浩然第一次赶赴长安进行科举考试。

　　开元十六年（728年），初春，在长安作《长安早春》诗，抒发渴望及第的心情，当年孟浩然三十九岁，然而，科举不中。同年孟浩然与王维结交，王维为孟浩然画像，两人成为忘年之交。举进士不第后，孟浩然仍留在长安献赋以求赏识，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孟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孟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

　　隐居山水

　　开元十七年（729年），孟浩然离开长安，辗转于襄阳、洛阳，夏季游吴越，与曹三御史泛舟太湖。曹三御史拟荐孟浩然，孟浩然作诗婉言谢绝，次年游玩于江南的名山古刹。

　　开元十九年（731年），孟浩然同年43岁，春，在越州有赠谢甫池诗，表示出对农事的关心。继续在江浙一带会友作诗。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孟浩然第二次前往长安求仕，不仕，当年孟浩然回襄阳。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韩朝宗为襄州刺史，十分欣赏孟浩然，于是邀请他参加饮宴，并向朝廷推荐他，孟浩然因考虑到上京干谒张九龄未果，认为作为刺史的韩朝宗也无法让他入仕便没有按照约定赴京。孟浩然因应崔国辅之约而东游越剡，在途经江夏时再会李白于黄鹤楼，李白创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以替其送行。

　　幕府入职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孟浩然在荆州一带多所游览，夏，孟浩然患背疽，卧于襄阳，当在本年。次年病加重，多有好友探看。

　　终于南园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昌龄北归，途过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孟浩然背上长了毒疮，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

　　诗歌成就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第一人，“兴象”创作的先行者

　　盛唐时期形成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又称田园诗派，后人为了突出两人对田园诗派的突出作用也称为：“王孟诗派”。该派有陶渊明、“二谢”（谢灵运、谢朓）诗之长，以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为主要题材，风格冲淡自然。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初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更多地抒发了个人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博得时人的倾慕。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王维的先行者。他的旅游诗描写逼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得气势磅礴，格调浑成。

　　王孟诗派

　　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比较单一。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但是更多的是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

　　在孟浩然这里，山水诗中的形象，已不再是山水原形的描摹，也不是在其中简单地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了表现手法，将山水形象的刻划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及性情气质的展现合而为一，因而使其山水诗中形象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山水诗中的形象提升为艺术形象的一种高级形态亦即‘意象’。可以说在孟浩然之前，还没有哪位诗人在山水诗中如此深深地打上作者本人性情气质的个性印记。

　　清淡自然的诗风

　　孟浩然的诗歌主要表达隐居闲适、羁旅愁思，诗风则清淡自然，以五言古诗见长。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主要写山水诗，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他前期主要写政治诗与边塞游侠诗，后期主要写山水诗。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耶溪泛舟》。

　　房日晰在《略谈孟浩然诗风的清与淡》一文中指出：“纵观孟诗，其诗风之淡，大致有三：一为思想感情的淡，没有激切的情绪的流露；二为诗意表现的淡，没有浓烈的诗意的展示；三为语言色彩的淡，没有绚丽色彩的描绘。

　　丰富的山水诗歌意境

　　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盛唐著名诗评家殷璠喜用“兴象”一词论诗，在评述孟浩然的两句诗时，也说“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河岳英灵集》）。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重“兴象”其实也是孟浩然诗普遍的特点。这通过几首不同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创造性的诗歌表现

　　出入古近的体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例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和陶渊明的《饮酒》等诗风格相近，但陶写的是古体，这首诗却是近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

　　另外，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读来别有滋味。例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认为此类诗“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其篇制规模类似近体，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

　　独特的诗歌美学观

　　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孟浩然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主张诗歌要用形象思维，通过诗的语言塑造形象，通过形象显示诗歌的意旨。读者“弃象忘言”而得意。他在《来闍黎新亭作》诗中写道：“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孟浩然借用了佛学和道家哲学中的“弃象忘言”说，提倡诗歌创作的抒情言志、表情达意不必太直露，要有弦外之音，象外之旨。

　　孟浩然还主张作诗不必受近体格律的束缚，应当“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孟浩然集》有诗267首，其中五言古诗63首，七言古诗6首，五言律诗130首，七言律诗4首，五言排律37首，五言绝句19首，七言绝句8首。从中可以看出，除69首古风外，全是近体诗，而五言律诗又最多。可以说他是盛唐诗人大量写作近体诗的第一人。但这些诗大都不能算是严格合律的近体诗。如《舟中晚望》《洛下送奚三还扬州》《洞庭湖寄阎九》《都下送辛大之鄂》《与诸子登岘山》等诗，皆与五言律诗的对偶不合。但诗品家对它们的评价却相当高。严羽《沧浪诗话》就说：“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

　　近体诗的律式，在孟浩然之前的杜审言那里已经完全成熟了。杜审言也是襄阳人，他不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沿着老杜的路子走呢？对此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这就是说，孟浩然五言律不合律有其深层次的美学原因。他追求自然美，是对初唐过多追求形式美的矫正。他把古风与近体来了一次整合，他的近体多为古风化的近体。将近体诗的格律精神与古风的自然平和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一种“兴象玲珑”的艺术境界。读孟浩然的诗，看不到近体格律的束缚，而是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既接受近体格律，有不被近体格律所累，一切以自然为第一标准。

　　人物评价

　　李白《赠孟浩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杜甫《解闷十二首》：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

　　殷璠《河岳英灵集》：浩然诗，文采丰萁，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

　　皮日休：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北齐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先生则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王融“日霁沙屿明，风动甘泉浊”，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何逊之诗句精者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

　　皮日休《郢州孟亭记》：其抒情之作，如《岁暮归南山》《早寒江上有怀》《与诸子登岘山》《晚泊浔阳望庐山》《万山潭作》等篇，往往点染空灵，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而蕴藉深微，挹之不尽。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一味妙悟而已。

　　苏轼：子瞻谓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尔。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

　　樊泽：故处士孟浩然，文质杰美，殒落岁久，门裔陵迟，丘陇颓没，永怀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筑大墓，阖州搢绅，闻风竦动。而今外迫军旅，内劳宾客，牵耗岁时，或有未遑。诚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负公夙志矣。

　　蔡传：孟浩然诗组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

　　王士禛曾举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一诗作为范本：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卧闻鱼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

　　闻一多：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了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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