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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乡》看鲁迅小说的民族忧患意识
导语：鲁迅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觉醒而疾呼呐喊，他关心社会低层民众的生存现状，其作品以封建制度下旧中国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批判地揭露了愚昧陈腐思想对人们精神的束缚与摧残，具有很高的现实性和民族性，小说《故乡》就是其中的代表。
从《故乡》看鲁迅小说的民族忧患意识
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坛上有极大成就的作家之一。他出生在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旧中国，自幼跟随乡村保姆的生活，让他有机会接近并熟悉农民的困苦处境，更使得日后的从事文学创作中倍加关注受封建旧思想、旧观念影响最深的农村社会，对广大农民的生存疾苦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和最炽热的同情。鲁迅是一个善于把农民问题放在重大社会事变中表现的作家，创作了很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反映农民深受剥削压迫和急需革命又缺乏民主主义革命意识间的矛盾，提出一个摆在革命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如何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民从混沌中解放出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引导他们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总能看到一幕幕“吃人”与“被吃”的人生悲剧，尽现旧中国“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激发人们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体现了其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下面就以《故乡》为例来看鲁迅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民族忧患精神。
《故乡》是一篇描写20世纪20年代辛亥革命前后农民生活和精神现状的作品，写于1921年1月，发表于5月的《新青年》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呐喊》。作品取材于1919年返乡举家北迁时与童年时的农民朋友章运水见面的亲身经历。以进步知识青年“我”回故乡的见闻为线索，透过二十年间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性格的巨大反差，对比出两个不同时期的生活画面，同时又将这种差异加以烘托和渲染，反衬出现实故乡的萧条和惨败，揭示了动荡社会中人们精神面貌的可悲变化及造成这种变化的深刻社会根源。
小说一开始就是两段景物描写，营造出弥漫全篇的环境氛围。家道中落，“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也已经变卖，不得不搬家，于是“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却看到“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勾勒出旧中国农村破产后的衰败景象，让“我的心不禁悲凉起来”。这与“我”记忆中那个有着“深蓝色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西瓜”的童年故乡完全不一样了。童年故乡是美丽的，“但要我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言辞了”，或许是儿童纯真心灵的直接感受，只因有着“我”和闰土孩提时代难忘的稚趣生活而异常的美丽，深植于心底。作品通过“我”对儿时美好回忆的概述，呈现出一幅童年唯美的意境画，是作者对真、善、美理想世界无限渴求的自然流露，更是对儿童天性与成年世界认识间矛盾冲突的揭示，体现了鲁迅对儿童问题的深切关注。
小说写“我”回到家里，见到了许多亲属和故人，尤为着重描写儿时的伙伴、贫苦农民的典型――闰土。相隔二十年后再见闰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先前的紫色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粗又笨而且开裂似树皮样”。二十年前的闰土，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朝气蓬勃、生机焕发的“小英雄”，“他见人很害羞，只是不怕我”，“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事，都是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眼前这突然呈现的外貌变化不仅再现了一个人由稚嫩到衰老的生理过程，而且暗含着一个纯朴农民可悲的精神裂变。小说有两处细节描写揭示了闰土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及这巨大精神变化之后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一是二十年前的“我”与闰土是哥弟相称，但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在与闰土见面后仍旧称呼他“闰土哥”时，他的表现却是“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没有出声，态度终于是恭敬起来，分明的叫道：‘老爷’……”。刹那间的神态变化，包含了丰富的内心活动。原本两个童年挚友几十年后的重逢，喜悦与兴奋不言而喻，本可以尽情释放的情怀，在此刻嘎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二是写闰土不但以“老爷”这样称呼“我”，而且还让其子水生也这样“给老爷磕头”，对此“我”打了一个寒噤，说不出话来。“我”的母亲让闰土随便一些，与先前那样“哥弟相称”，闰土却绝对不肯答应，说：“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现在则不成”。小说正是通过这些朴素无华又细致传神的描写，让读者清醒地看到封建制度所形成的礼法关系及维系这种礼法关系的封建等级观念已深深扎根于这个被压迫、被奴役农民的精神和思想，成为不可动摇、无法改变的生活准则。
小说里写闰土，并没有细致地描述他二十年来的辛酸经历，只有寥寥几笔，将他前后两个时期的两幅肖像和两种性格展现了出来，让人物漫长的生活道路和辛酸历程高度而集中地压缩在这外部特征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之中，如：在“我”搬家剩下的东西中选香炉和烛台等细节描写，看起来虽只是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却正好表明了闰土受封建旧思想侵蚀的程度和无法与自己命运抗争的悲哀。生长在旧中国的农村，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因循守旧、没有文化，使得成年闰土对社会现实和个人苦难不能正确地认识，只好将社会的动荡和苦难困境归咎于天地鬼神，希望用服从和祭拜的方式来感动“神灵”，寄予“神灵”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封建宿命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写闰土不仅承认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最根本的制度，相信阶级地位的不可动摇，上下界限的不可逾越，尊卑观念的不可破坏，而且还依赖于统治阶级愚民.政策最得力的工具――鬼神，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物性格和命运发展的主观必然性，深化了人物的悲剧色彩，让读者能更深层次的去理解人物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内涵。
此外，作者还试图透过闰土这样一个普通农民前后二十年的巨变来找到复杂社会变迁及人物悲惨命运的深刻社会根源。闰土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过失，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特别不幸，和其他农民一样，他辛苦繁忙地劳作着，诚实安分地生活着，却仍免不了遭此惨变。闰土他不到四十岁就有了六个孩子，并且“孩子们都会帮忙了”，但全家还仍是“不够吃”，“种出的东西都折了本”。小时候的闰土戴着银项圈，童年生活也有着天真活泼的欢乐气氛。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不断加深，国内阶级矛盾日益锐化，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地主阶级加紧剥削，处在社会低层的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童年那个有生命力的闰土也伴随着成长的磨难消逝了。所以作品在写二十年后的闰土时完全没有了田园牧歌式的轻快笔调，而是换以低沉伤痛的笔触抒发出自己的愤恨与忧虑。如对四十来岁闰土的景况是这样描写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通过对人物环境的客观分析，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像闰土这样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并非他个人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欺压所致，且这种悲剧命运具有很明显的普遍性。因此，作者在讲述回乡故事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向读者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解决亿万贫苦农民困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并不是他们个人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要想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就必须先解放被压迫在最低层的农民阶级。
小说最后以“我”在离开故乡的船上的思考作为全篇的结束。在想起与闰土隔绝般的相见时，“我”希望后辈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闰土之前数辈农民的生活境遇不能再这样一代代的延续下去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废除旧制度、打破封建枷锁束缚的革命斗争迫在眉睫。这种亢奋情绪的大胆流露不正是鲁迅强烈民族忧患意识最纯粹的表现吗?他跨越了历代文人对百姓关注只停留在物质生活层面的思想局限性，选择了一条从精神层面为苦难百姓探寻解放的新路。尤其是小说结尾那句经典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力图唤起像闰土一样的旧中国低层百姓的觉醒，“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从只有荆棘的地方践踏和开辟出一条路来”。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黑暗中前行，在风雨里战斗的猛士，作品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是“在高的意义上写实主义者”。在他看来，“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著就是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因此，他一生致力于文化批判和社会政治批判，专心于对人的心灵剖析和疗救，不仅是《故乡》，而且还有《祝福》、《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Q正传》等，都不同程度地描写了旧中国农村破产的惨败景象，揭露当时的“吃人”社会，痛斥旧思想、旧礼教带给农民精神上的伤害。正是因为有着对国家、民族和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他选择东渡求医、治病救人;正是因为有着对中国社会现状深刻的思考和大丈夫救国救民的宏图伟愿，他后来又做出了弃医从文、拯救灵魂的惊人之举。在鲁迅身上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影响和激励着无数有志于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的人们，他是我们民族旧思想斗争中的一面旗帜，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不愧为“二十世纪最忧患的灵魂”。
内容简介
《故乡》全文主要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可概括为“回故乡”，描写了故乡的萧条景象和作者见到故乡的复杂心情，并交代了“我”回故乡的目的。
第二部分可概括为“在故乡”，写“我”回故乡的见闻与感受。第二部分又分四层，第一层次（从“第二日清晨”到“收不起钱来”）写老屋的寂寥，更使“我”沉浸在深深的悲凉之中；还写与母亲商定搬家的事情。第二层次（从“你休息一两天”到“我得去看看”）写“我”回忆与少年闰土的友情。在这一层次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当时“我”家与闰土家的情况：“我”家的家境不错，“我”是一个少爷；闰土家境虽然不算好，但也还算过得去，“颈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说明闰土的家境还可以，也可以看出当时帝国主义的势力还没有来得及渗透到中国的农村。接着作者写到自己与闰土相交的几件事，并且和闰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第三层次（从“母亲站起身”到“出去了”）写作者见到了“圆规”杨二嫂。杨二嫂本来被称作“豆腐西施”，但现在在作者的眼中，她已经成了一个自私、刻薄、尖酸、爱占小便宜的小市民的代表。“我”从她的外貌、语言、动作等方面刻画了这样一个人物。第四层次（从“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到“已经一扫而空了”），写“我”见到了中年闰土。
第三部分可概括为“离故乡”，写“我”怀着深深的失望与痛苦的心情离开故乡，但“我”并不因此消沉、悲观，而是寄希望于未来和下一代。第三部分又分两层，第一层次（从“我们的船向前走”到“竟也跑得这样快”），写“我”及家人乘船离开故乡，其中插叙了杨二嫂的细节。第二层次（从“老屋离我愈远了’’到全文结束），写“我”坐在船上远离故乡时的感受。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故乡》写于1921年，描述的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问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的近百年时间里战争的爆发、列强的掠夺侵略、政权的争夺更替使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农村问题更是日益突出。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千年的君主帝制被推翻，建立共和政体，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并没有被改变，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农民问题依旧尖锐。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1914年袁世凯盗取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中华民族陷入军阀动荡的混乱时期，人民生活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正如《故乡》中描述的那样，兵匪官绅重重压迫、苛刻的赋税、严重的饥荒、冷漠的人心，鲁迅先生在文中展现出底层人民生活的心酸与痛苦，也表达出对惨败的故乡景象、麻木的故乡人的悲痛与无奈。
创作契机
《故乡》的故事原型是1919年12月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老家变卖多年的老屋，和母亲以及宏儿一起去异地谋生。据知，这次回乡大约一个月，在这期间，鲁迅亲耳目睹了中国农村的惨败景象、农民的凄苦生活、小市民的颓然，尤其是童年玩伴——闰土的悲苦境况，“希望”破灭，内心悲愤、痛苦，有着“藏否不知所云”的复杂心情，由此写下此文。
主题思想
“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说
《故乡》发表之后，茅盾（沈雁冰）先生最早从《故乡》中挖掘出“隔膜说”的思想解读，他认为这篇小说想要体现的主要核心观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隔膜”。1982年，安永兴先生在文章中认为《故乡》的主题即是“哀人生之隔膜”。“隔膜”一词在文章中几次出现，作者用闰土的前后变化作为纽带，通过对比突出“我”与闰土之间无法弥合的这层“隔膜”。在“我”的儿时回忆里，闰土与“我”一起玩耍，无话不谈，但再次见面后“我只觉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作者在文中通过对儿时故乡人与事的回忆，反映出“我”与过去的故乡之间存在的隔膜。除此之外，作者还通过对水生和宏儿的描写来衬托这种“隔膜”，也间接从“隔膜”中引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希望”。在文本的尾段，“我”重新审视了与闰土之间的关系--“竟隔绝到这地步”，并期望水生和宏儿不要再像“我俩”一样疏离起来。这些都表明作者心中对“隔膜”的遗憾抱有希望。在鲁迅的同时期小说里，“隔膜”“高墙”等词汇频繁出现，体现出作者对人与人平等关系的渴望。
“农村经济破产”说
在人教版1987年出版的《初中中学语文课本》和《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中提到“《故乡》描写了辛亥革命年间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贫苦的现实境况，它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弊病，表达了作者渴望创造新生活的伟大抱负。”严家炎先生曾谈到，《故乡》提出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农民问题”；林非先生提出“《故乡》深刻地反映出近代农村生活的破产”；陈涌在书中提到“鲁迅表现了近代中国农村的急剧破产”。文章中的闰土是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文章是这么描写闰土的日常生活的：“吃不饱”、“收成也很坏”“总要捐几回钱”、“不太平”、“生意也折了本”，这些充分反映了在当时破产的农村经济下以“闰土”为代表的农民没有收入来源，惨遭反动统治的剥削与压迫。同时，文章在母亲与“我”的交谈中提到“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揭露出辛亥革命时期，底层劳动者饱受经济压力与阶级压迫的双重打击。闰土二十年来的悲苦遭遇，反映了当时农民生活贫苦的现实境况，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农村的真面目。
“精神故乡的失落”说
《故乡》描绘的不单单是鲁迅现实中的故乡，深层次指代的是精神上的“故乡”―—是一种精神寄托。正因为儿时的“我”与闰土之间有过愉快而平等的相处模式，才让“我”对儿时的“故乡”充满依恋与怀念。回忆中的儿时故乡是自由平等的，是返乡后的“我”在灰暗现实里为自己留存的一块心灵净土，是“我”理想中的“精神故乡”。二十年后，当我满怀期待地回到记忆中的“精神故乡”，迎接“我”的却是荒凉萧索的景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凉薄和隔膜，这使“我”的心灵归宿彻底幻灭，心中的“精神故乡”也被无情打破。“鲁迅注目的中心不是人们物质生活的困苦，而是精神的痛苦与病态”。王富仁曾在文中提到“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现实故乡中的‘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现实‘故乡’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精神落脚地，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这种失落感使“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故乡》实质上表达的是“我”理想中的“精神故乡”在病态的现实面前被侵蚀与丧失。
“反抗绝望的希望”说
《故乡》讲述了一个关于希望的主题。《故乡》是日本初中语文教材“适应环境而生”单元里的一篇选文，日本教师认为这篇小说的思想内涵是体会文章中的“希望”哲学。文本中《故乡》所表达的今昔变化与人事变迁，恰恰可以证明希望的二重性，“鲁迅通过故乡的二重性表现了希望的二重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儿时的“故乡”是“我”对现实故乡的寄托，“我”渴望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期盼着人们可以不被压迫、不被精神茶毒。在文章的尾段，“我”想到“宏儿不是正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这里“我”将理想的“希望”寄托给下一代人。此时，“我”对“故乡”的记忆与过去的现实分离，成为朦胧的画面--“碧绿的沙地、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儿时与现实重叠，一颗“希望”的种子在我的内心发芽。孙绍振认为“《故乡》聚焦的是社会人生，人与人的精神沟通。现实的故乡虽让人产生忧郁情绪，但回忆的故乡仍然美丽纯洁让人舒心。未来的故乡虽希望望是渺茫的，但放在新的生活中是说不清的，因此《故乡》所写并不仅是精神故乡的必然败落，也表现了作者对新的生活及精神美好境界某种无望的向往。”整篇文章是按照“我”寻找“希望”--“希望”破灭、离开故乡--在绝望中找到“希望”的发展脉络叙述的。文章的最后，作者将“希望”比作“路”并坚信“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它表达的不是一种单纯的绝望，而且在经历绝望后的重新振作，它是对于绝望的抗争，重新燃起对“理想故乡”的信念。
人物介绍
“我”
“我”是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因为要交割房产而返回故乡。在停留故乡的过程中，“我”见到了两个故人：杨二嫂与闰土。然而他们跟“我”记忆中的模样相去甚远，使“我”感到十分隔膜。最终“我”带着物是人非的感叹离开了故乡。
闰土
闰土是“我”儿时的玩伴，是贫苦农民形象，童年时活泼、善良、真诚，因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压迫，成年后贫困潦倒，麻木、卑微、木讷。闰土这个人物根植于辛亥革命前后，他生活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当中。闰土的遭遇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广大底层农民的遭遇，他们受尽了欺凌，对苦难根源有直觉，希望改变现状，作者也借此表达了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强烈控诉。
杨二嫂
杨二嫂年轻时稳重漂亮引人注意，被称作“豆腐西施“，豆腐店的生意也非常火爆；在“我”回到故乡时，杨二嫂变得自私刻薄，让人生厌。杨二嫂这一形象是20世纪20年代城市小市民的代表，她的命运和遭遇，从城镇小市民的角度揭示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衰败、萧条和没落，反映了社会破产的广泛性，在更深的层面上开掘了《故乡》的主题。
宏儿
宏儿是“我”的侄子，在全文中着墨不多，但给了灰黑色的故乡一抹新绿的生机，饱含着鲁迅先生对故乡明天的愿望。宏儿的四次出场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四个愿望：希望故乡越来越好、希望少年的友谊天长地久、希望再回到故乡看看、希望故乡的人回归真诚友善的人性。
母亲
母亲是一个着墨不多却又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的形象。她拥有体贴入微的母爱、娴熟的交际技巧，持家教子有方、处事能力突出，在文章中起着串联情节的作用。
水生
水生是闰土的第五个儿子，没有见过世面，“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他和宏儿成了快活而真诚的朋友。这种朋友与社会地位和出身无关，它是孩童心连心的真诚友谊。鲁迅对水生和宏儿的友情，既忧心忡忡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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