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英国

时间:2025-02-14 10:14:45 赛赛 老舍 我要投稿

老舍与英国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外国文学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很多,老舍就是其中一位。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老舍与英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老舍与英国

  老舍1924年秋赴英国时,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成为一名作家,那时他已27岁,连一名文学青年都算不上。一年后,一部令人捧腹的《老张的哲学》使他蜚声中国文坛,之后他又连续推出《赵子曰》、《二马》,到1929年秋回国时,老舍已是三部畅销长篇小说的作者,未来的文学事业由此奠定。

  英国成就了作为作家的老舍。然而,英国留给老舍的,却是深深的寂寞。贫寒的家境,名义上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而实质上廉价“打工仔”的身份,决定了这种寂寞。正是这种寂寞,促使老舍以写作自娱,玩起看家绝活——幽默,从而催生出作家的老舍,也锁定了老舍看英国的眼光。后来在《英国人》一文中,老舍对英国人的臭毛病,诸如排外、傲慢、偏见、保守作了犀利的调侃和抨击,明眼人从中却可以读出苦涩和辛酸,老舍看英国的眼光中显然多了些什么,也少了些什么。这种压抑之情在老舍旅英时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二马》中得到总释放。从艺术上看,这是一部失败之作,正如老舍自我评价的那样:“《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有写出来。”显然,这次失败与老舍与英国社会的隔膜有极大关系。

  追究起来,老舍与英国的隔膜,更有深层的心理原因。众所周知,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死于洋鬼子之手: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舒永寿作为满洲八旗“正红旗”的一名下级旗兵在保卫皇城的巷战中牺牲,当时老舍尚在襁褓中。洋鬼子的罪恶通过母亲的反复讲述嵌进老舍的童年记忆,老舍后来说:“在我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杀父之仇对老舍一生影响至深,潜在地制约着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老舍后来居然入了洋教!1921年老舍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英语夜校学英语,结识了刚从英国回国的神学院毕业生宝广林,加入了他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并经常参加聚会。这期间,老舍受到基督教博爱主义的感化,于1922年正式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教徒。以此为契机,老舍得以结识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英国传教士伊文思教授,伊文思看好老舍一口纯正地道的北京官话和教师的经历,当然还有基督教徒的身份,推荐他当上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连老舍赴英国的船票,都是由伦敦传教会提供的。关于老舍加入基督教一事,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形式上的入教并不等于精神上真正的皈依,仅仅说明着老舍也是一个现实的人。在那个“全盘西化”甚嚣尘上、国内现代教育很落后的时代,有志青年想有所作为,出人头地,除了出国别无它途;而对于老舍这样没有什么社会背景的贫家子弟,除了依靠教会,不存在第二条路。然而老舍并不是真正的信徒,惟其如此,一到伦敦,他就与基督教分道扬镳。根据现有的史料,老舍留英期间与英国教会没有任何关系,与留学生中的基督教组织——青年会也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辅证这一点的是,老舍在小说《二马》中对英国教会的抨击不遗余力,甚至达到妖魔化的程度,比如他这样描写伊牧士:“伊牧士是个在中国传过20多年教的老牧士。对于中国事儿,上自伏羲画卦,下至袁世凯作皇上(他最喜欢听的一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国话说不好,简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带腿的‘中国百科全书’。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伊牧士这个人物形象令人想起伊文思,他们的身份经历都相似;而在现实生活中,老舍对伊文思这位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恩人”同样没有表示过好感,伊文思显然是伊牧士的原型。同那个时代多数中国知识精英一样,老舍不信上帝。但这并不重要。比起简单的信或者不信,同情的理解、理解的批判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胡适也不信基督教,但并不排斥,而是抱着求知的态度认真研究;他结交了许多教会的朋友,收藏了大量的中国方言版《圣经》,正是通过对基督教的深入研究,胡适认识了美国文化的深层。相形之下,老舍对基督教的态度不能不显得过于简单,由于缺乏同情这个基础,理解不免褊狭,批判也就绝对化。纵观老舍笔下的洋教士、教民,都是令人鄙视的漫画像,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这表明情感上的厌恶左右了理性的判断,妨碍了老舍进入基督教的世界,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他进入英国社会。

  老舍写实小说观念受英国文学的影响

  英国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建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林纾的小说社会功能观,鲁迅的文学社会人格功能观,创造社作家的文学抒情观,新月派诗人的诗歌艺术观,朱光潜的文学批评观,九叶诗人的现代主义诗歌观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英国文学的核心质素。其中处于现代文学转型期的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的文学观念的建立受英国文学影响是具有代表性的。

  20世纪中国小说最初接受英国小说影响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直接阅读英语文学作品,正如叶圣陶在《〈叶圣陶选集〉自序》中说:“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与叶圣陶写作经历一样的还有老舍,老舍也因为要学英文,就从狄更斯小说读起,他从狄更斯的小说中悟出,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说:“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况且呢,我刚读了Nicholas Nickleby(《尼古拉斯·尼柯尔贝》)和Pickwich Papers(《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事实上老舍正是在狄更斯直接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其二是通过林译小说接触英国小说。林译小说对西方小说形式的输入影响简直太大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林纾的翻译所起‘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钱先生自己也是如此,他说:“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

  林纾的西方文学传播之功无人可比,正所谓“有了林纾,中国人才知道有外国小说。”实际上,林纾为国人带来的外国小说,除了作品之外,还有小说观念。真正移植西方文学观念的,林纾是第一人,这些观念主要反映在林译小说的序言中,前后他共写有72篇译文序跋,并且主要是针对于英译小说的。这些文字就性质而言虽只是有感而发,并不系统,但却多有真知卓见,成为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之初的重要表征。归结起来,林纾的观念建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小说的社会功用。他认为小说具有改良社会、促进社会变革的政教之功。他说:“西方小说之荒眇无稽,至《葛利费》极矣。然其言小人国大人国的风土,亦必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讽其祖国,此得谓无关系之书乎?”(《红礁画浆录·译余剩语》)文学讽教之说,中国传统文学早已有之,但他将文学与祖国关连起来,一变将小说视为闲情逸致。同时,在他的感悟中,文学与政教既关联又是具有独立性的。他在《吟边燕语·序》中说:“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权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文学应具有文学的独立性,但文学家不应没有文学家的责任感,他在狄更斯的诸多小说中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说:“狄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者,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无狄更斯其人,如能举社会中积弊者为小说,固告当事,或庶几也”。(《贼史·序》)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发展的主脉之一,就是文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主脉的源头不能不追溯到林纾那里。

  第二,关于文学写实手法。林纾充分肯定狄更斯小说刻画下层社会市民生活的写实小说的文学价值。他在《孝女耐儿传·序》中,一再肯定狄更斯“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高明手法”,“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谓”。在《块肉余生述·序》中,他认为“迭更斯此书,种种描幕下等社会,虽可哕可鄙之事,一道以传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

  第三,关于小说的叙事方法。他盛赞《洪罕女郎传》的情节丰富性:“大抵西人之为小说,多半叙其风俗,后杂入以实事”(《洪罕女郎传·跋语》)又赞赏狄更斯小说的精巧结构方法:“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无因。手写此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著笔,已近拾皆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行踪,得是事之来源”。(《块肉余生述·序》)他还佩服狄更斯的写法,他说:“此书不难在叙家常之事,难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韵,令人挹之不尽。”(《块肉余生述·识语》)林纾的这些见解虽还只是片语感悟,但这种有感而发的根由主要来自哈葛德的作品,尤其较多的是狄更斯的作品,应该说狄更斯代表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最高成就,林纾的评说从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到审美趣味都有归纳,“以彼新理、助我行文”。事实上,经林纾的翻译及其序跋的言说狄更斯的小说对五四文学有更多的影响,比如平民文学观念、写实主义手法、章节小说的体例,谐谑幽默的笔调、细致的心理刻画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受林译小说影响比较有代表的作家很多,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巨将都曾是林译小说的热心读者。鲁迅还在南京读书即爱读林译小说,一直坚持到日本,每本必读,并且说:“使得我们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尔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郭沫若在其自传中回忆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们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rd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大量的眼泪哟。”郭沫若说:“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的《Ivan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沈从文在《从文自传》和《芷江县的熊公馆》中两次重申林译狄更斯小说《冰雪姻缘》《滑稽外史》《贼史》对他的影响:“我欢喜这种书……他不像别的书,尽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活现象……作者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沈从文的主要成就在小说,而其小说的突出成就在其故事的可读性和鲜明的地方色彩,而这种写底层人物的突出个性创作特色的确是与英国文学中狄更斯与哈代的影响分不开。

  没有表征说明老舍直接受到林译小说的影响,但接受英国写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在老舍这里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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