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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江南赋序原文翻译
《哀江南赋》是陈述了南朝梁成败兴亡的过程，以及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前因后果，对梁朝统治者的昏庸腐败、自残骨肉，对人民遭受的战乱苦难《哀江南赋》是中国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赋作。下面是哀江南赋序原文翻译，欢迎参考！
哀江南赋序原文翻译 1
哀江南赋序文言文原文
哀江南赋序
作者：庾信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日[1]，大盗移国，金陵瓦解[2]。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3]。华阳奔命，有去无归[4]。中兴道销，穷于甲戌[5]。三日哭于都亭[6]，三年囚于别馆[7]。天道周星，物极不反[8]。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9];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10]。昔桓君山之志事[11]，杜元凯之平生[12]，并有著书，咸能自序[13]。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14];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15]。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16]，藐是流离，至于暮齿[17]。《燕歌》远别，悲不自胜[18];楚老相逢，泣将何及[19]!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20];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21]。下亭漂泊，高桥羁旅[22]。楚歌非取乐之方[23]，鲁酒无忘忧之用[24]。追为此赋，聊以记言[25]，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26]。
日幕途远，人间何世[27]!将军一去，大树飘零[28]。壮士不还，寒风萧瑟[29]。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30];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31]。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32];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33]。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34];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35]。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36];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37]!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38];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39]。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40]。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41]?江淮无涯岸之阻[42]，亭壁无藩篱之固[43]。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44];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45]。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46]!是知并吞****，不免轵道之灾[47];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48]。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49];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50]。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51]!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52];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53]。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54]。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55];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56]。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庾子山集注》
[北朝·周]庾信
哀江南赋序文言文翻译
梁太清二年十月，大盗篡国，金陵沦陷。我于是逃入荒谷，这时公室私家均受其害，如同陷入泥途炭火。不想后来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却有去无归。可叹梁朝的中兴之道，竟消亡于承圣三年。我的心情遭遇，正如率部在都城亭内痛哭三日的罗宪，又如被囚于别馆三年的叔孙婼。按照天理，岁星循环事情当能好转，而梁的灭亡却物极不反了。傅燮临危只悲叹身世，无处求生;袁安居安常念及王室，自然落泪。以往桓君山的有志于事业，杜元凯的生平意趣，都有著作自叙流传至今。以潘岳的文彩而始述家风，陆机的辞赋而先陈世德。我庾信刚到头发斑白之岁，即遭遇国家丧乱，流亡远方异域，直到如今暮年。想起《燕歌》所咏的远别，悲伤难忍;与故国遗老相会，哭都嫌晚。想当初自己原想象南山玄豹畏雨那样藏而远害，却忽然被任命出使西魏，如同申包胥到了秦庭。以后又想象伯夷、叔齐那样逃至海滨躲避做官，结果却不得不失节仕周，终于食了周粟。如同孔嵩道宿下亭的旅途漂泊，梁鸿寄寓高桥的羁旅孤独。美妙的楚歌不是取乐的良方，清薄的鲁酒也失去了忘忧的作用。我只能追述往事，作成此赋，聊以记录肺腑之言。其中不乏有关自身的危苦之辞，但以悲哀国事为主。
我年已高而归途遥远，这是什么人间世道啊!冯异将军一去，大树即见飘零。荆轲壮士不回，寒风倍感萧瑟。我怀着蔺相如持璧睨柱之志，却不料为不守信义之徒所欺;又想象毛遂横阶逼迫楚国签约合纵那样，却手捧珠盘而未能促其定盟。我只能象君子钟仪那样，做一个戴着南冠的楚囚;象行人季孙那样，留住在西河的别馆了。其悲痛惨烈，不藏于申包胥求秦出兵时的叩头于地，头破脑碎;也不减于蔡威公国亡时的痛哭泪尽，继之以血。那故国钓台的移柳，自非困居玉门关的人可以望见;那华亭的鹤唳，难道是魂断河桥的人再能听到的吗!
孙策在天下分裂为三之时，军队不过五百人;项藉率领江东子弟起兵，人只有三千。于是就剖分山河，割据天下。哪里有号称百万的义师，竟一朝卷甲溃败，让作乱者肆意戮杀，如割草摧木一般?长江淮河失去了水岸的阻挡，军营壁垒缺少了藩篱的坚固，使得那些得逞一时的作乱者得以暗中勾结，那些持锄耰和棘矜的人得到乘虚而入的机会。莫不是江南一带的帝王之气，已经在三百年间终止了吗!于此可知并吞天下，最终不免于秦王子婴在轵道旁投降的灾难;统一车轨和文字，最终也救不了晋怀、愍二帝被害于平阳的祸患。呜呼!山岳崩塌，既已经历国家危亡的`厄运;春秋更替，必然会有背井离乡的悲哀。天意人事，真可以令人凄怆伤心的啊!何况又舟船无路，银河不是乘筏驾船所能上达;风狂道阻，海中的蓬莱仙山也无可以到达的希望。因踬者欲表达自己的肺腑之言，操劳者须歌咏自己所经历的事。我写此赋，为陆机听了拍掌而矣，也心甘情愿;张衡见了将轻视它，本是理所当然的。
哀江南赋序创作背景
《哀江南赋》当作于周孝闵帝元年(557)十二月至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八月间。“幕府大将军”指的是周明帝宇文毓。从周明帝和庾信的关系看，这个判断是合理的。上文提到的《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便是庾信在明帝赐物后所作。《周书·明帝纪》载:“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校刊经史。又群采众书，自羲、和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共同的爱好自然会促进二人的交往。庾信曾作《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可知他即是那“八十余人”之一，参与了明帝组织的这次文学活动。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编写的《南北朝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认为，明帝“温丽”的文风当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这其中当有庾信的作用。
由于此赋作于十二月份，我们可进一步将其作年限定在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和周明帝元年(558)十二月这两个时间之内。这两个中究竟哪一个是《哀江南赋》的作年呢?当是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理由有二:其一，既然《哀江南赋》是作于明帝时，“周星”不可能是指“十二年”。这也证明了上文将“周星”解释为“岁星”并代指“北周运祚”是合理的。《周书·孝闵帝纪》中记载，元年(557)二月己亥，“岁星守少微，经六十日”;五月癸卯，“岁星犯太微上将”。而558年无关于岁星的记载。庾信在赋中对557年“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的情况发出感叹后，紧接着进一步抒情:“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凯之平生……陆机之辞赋，每陈世德。”可见，“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当是写赋前的情况，也是庾信创作该赋的最直接的诱因。而周明帝元年(558)十二月距天现岁星的时间相对较远。其二，鲁文中已经提出，赋中“天道周星，物极不反”、“有妫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等句均是指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以前的事。庾信自554年入北，被“三年囚于别馆”，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也恰合“三年”之数。赋中反映的时间均截止于此时，当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因为此时正是该赋的写作时间。
另：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中考证，《哀江南赋》成于周武帝宣政元年戊戌，即陈宣帝太建元年(578)。[3]
哀江南赋序作品鉴赏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
1.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2.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徐)陵之所能及矣。张说诗曰：“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其推挹甚至。
林纾《春觉斋论文》
3.子山《哀江南赋》，则不名为赋，当视之为亡国大夫之血泪。
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4.庾子山等哀艳之文用典最多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虽篇幅长而绝无堆砌之迹故知堆砌与运用不同，用典以我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则为其所囿，而滞涩不灵。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哀江南赋》
5.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钱钟书《谈艺录》
6.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
哀江南赋序原文翻译 2
哀江南赋序
作者：庾信
原文: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耨棘矜都，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翻译:
公元548年十月（梁太清二年），大盗篡国，金陵沦陷。我于是逃入荒谷，这时公室私家均受其害，如同陷入泥途炭火。不想后来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却有去无归。可叹梁朝的中兴之道，竟消亡于承圣三年。我的心情遭遇，正如率部在都城亭内痛哭三日的罗宪，又如被囚于别馆三年的叔孙婼。按照天理，岁星循环事情当能好转，而梁的灭亡却物极不反了。傅燮临危只悲叹身世，无处求生；袁安居安常念及王室，自然落泪。以往桓君山的有志于事业，杜元凯的生平意趣，都有著作自叙流传至今。以的文彩而始述家风，的辞赋而先陈世德。我刚到头发斑白之岁，即遭遇国家丧乱，流亡远方异域，直到如今暮年。想起《燕歌》所咏的远别，悲伤难忍；与故国遗老相会，哭都嫌晚。想当初自己原想象南山玄豹畏雨那样藏而远害，却忽然被任命出使西魏，如同申包胥到了秦庭。以后又想象伯夷、叔齐那样逃至海滨躲避做官，结果却不得不失节仕周，终于食了周粟。如同孔嵩道宿下亭的旅途漂泊，梁鸿寄寓高桥的羁旅孤独。美妙的楚歌不是取乐的良方，清薄的鲁酒也失去了忘忧的作用。我只能追述往事，作成此赋，暂且用来记录肺腑之言。其中不乏有关自身的危苦之辞，但以悲哀国事为主。
我年已高而归途遥远，这是什么人间世道啊！冯异将军一去，大树即见飘零。荆轲壮士不回，寒风倍感萧瑟。我怀着蔺相如持璧睨柱之志，却不料为不守信义之徒所欺；又想象毛遂横阶逼迫楚国签约合纵那样，却手捧珠盘而未能促其定盟。我只能象君子钟仪那样，做一个戴着南冠的楚囚；象行人季孙那样，留住在西河的别馆了。其悲痛惨烈，不藏于申包胥求秦出兵时的叩头于地，头破脑碎；也不减于蔡威公国亡时的痛哭泪尽，继之以血。那故国钓台的移柳，自非困居玉门关的人可以望见；那华亭的鹤唳，难道是魂断河桥的人再能听到的吗！
孙策在天下分裂为三之时，军队不过五百人；项籍率领江东子弟起兵，人只有八千。于是就剖分山河，割据天下。哪里有号称百万的义师，竟一朝卷甲溃败，让作乱者肆意戮杀，如割草摧木一般？长江淮河失去了水岸的阻挡，军营壁垒缺少了藩篱的坚固，使得那些得逞一时的作乱者得以暗中勾结，那些持锄耰和棘矜的人得到乘虚而入的机会。莫不是江南一带的帝王之气，已经在三百年间终止了吗！于此可知并吞天下，最终不免于秦王子婴在轵道旁投降的灾难；统一车轨和文字，最终也救不了晋怀、愍二帝被害于平阳的祸患。呜呼！山岳崩塌，既已经历国家危亡的厄运；春秋更替，必然会有背井离乡的悲哀。天意人事，以令人凄怆伤心的啊！何况又舟船无路，银河不是乘筏驾船所能上达；风狂道阻，海中的蓬莱仙山也无可以到达的希望。因踬者欲表达自己的肺腑之言，操劳者须歌咏自己所经历的事。我写此赋，为陆机听了拍掌而矣，也心甘情愿；见了将轻视它，本是理所当然的。
《哀江南赋》：“哀江南”语出《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句，梁武帝定都建业，梁元帝定都江陵，二者都属于战国时的楚地，作者借此语哀悼故国梁朝的覆亡。作品将家世与国史联系起来，将个人遭遇与民族灾难融汇在一起，概括了梁朝由盛至衰的历史和自身由南至北的经历，感情深挚动人，风格苍凉雄劲，具有史般的规模和气魄，是中国辞赋史上的名篇巨制。
创作背景
据《北史》记载，庾信留在北方，“虽位望显通，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哀江南赋》的具体写作时间，庾信自己没有明说，后人有不同的推测。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中考证，《哀江南赋》是庾信的暮年之作，成于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鲁同群在《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中认为此赋作于西魏恭帝三年（557）；牛贵琥在《庾信入北的实际情况及与作品的关系》中则提出作于北周武帝天和三年（568）的说法。
马积高在《赋史》中认为，此赋作年尚难论定。赋中已写到陈霸先的代梁，又赋序称“让东海之滨，遂餐用粟”，则当作于西魏恭帝三年（557）以后。赋序又说：“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按周滕王逌北周静帝大象元年（579）为信集作序时，信年六十七，推知他在侯景之乱时年三十六，南梁太平二年（557）陈代梁时年四十五。此云“暮齿”，至少当在五十以上。又信集旧编所收赋自《马射》至《象戏》八篇皆作于北，列在前；《春赋》以下七篇皆作南，列在后，似有时次。《马射》及《象戏》，据倪璠注盖在北周武帝时作，《哀江南》旧次在《邛竹杖》后《枯树》前，居八篇之中，疑亦作于周武帝时，即北周保定元年（561）到宣政元年（578）间。又《哀江南赋》云：“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北周宇文毓（明帝）、宇文邕（武帝）及滕王逌等均曾为大将军，丞相则当指宇文护。护在北周建德元年（572）为武帝所杀，则此赋当作于是年以前，即作于北周保定元年（561）到北周建德元年（572）间。时庾信为四十九岁至六十岁。这时庾信饱经人世沧桑，对梁亡的原因已看得比较清楚，又羁留不得南归，有乡关之思，故作此赋以抒其慨。 [253-259]
整体赏析
这是一篇内容丰富的自传体史赋，以叙事体的长篇结构，将家世与国史联系起来，将个人遭遇与民族灾难融汇在一起，概括了梁朝由盛至衰的历史和自身由南至北的经历，凝聚着对故国和人民遭受劫乱的哀伤，感情深挚动人，风格苍凉雄劲，一气呵成，势贯长虹，是中国辞赋史上的长篇巨制，是一篇划时代的杰作，具有史诗般的规模和气魄，在赋史上堪称丰碑，在辞、赋和整个文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又是研究庾信生平的极好资料。
全赋分为小序和正文两大部分。序文概括了全赋大意，着重说明创作的背景和缘起，虽属赋的有机组成部分，却可以独立成篇，为六朝骈文的佳制。
序文从太清二年（548）和承圣三年（554）的两次战乱写起，将自己的遭遇紧紧地和战乱结合起来。内容可分三层。开篇至“惟以悲哀为主”为第一层，以极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作者一生间的三件恨事。先叙侯景之乱，金陵沦落，自己逃匿江陵，朝野无不惨遭涂炭。接着写被扣西魏，国破家亡，自己心情如东汉傅燮临难之时，但悲身世，无处求生；又像东汉袁安念及国事，潸然泪下；因此想仿效桓谭、杜预、潘岳、陆机等古人，作赋写序，从而水到渠成地交代了作赋的缘由。“信年始二毛”以下转写身世之悲。后四句是提示这篇赋的主要内容，说是想追忆梁朝兴亡的史实，虽然也有叙述个人危难悲苦的词句，但仍以伤痛国事为主要内容。
“日暮涂远”至“岂河桥之可闻”为第二层，追述出使西魏不仅无功，反而被拘的过程，抒写羁留异国的悲愤和对江南故国的怀念。先用冯异、荆轲两典，兴起出使西魏，有往无归的喟叹。接着用蔺相如完璧归赵和毛遂定盟而还的故事，自伤使命不成。作者伤叹年已高而归途远，只能像君子钟仪那样，做一个戴着南冠的楚囚；像行人季孙那样，留住在西河的别馆，其悲痛惨烈，不减于申包胥求秦出兵时的叩头于地，头破脑碎；也不减于蔡威公国亡时的痛哭泪尽，继之以血。后四句以不见钓台移柳，不闻华亭鹤唳，比喻自己怀念故国而不可见。这一层，在古代忠臣良将义士的故事中，包含着作者立功无望、仕周无奈、忠于故国、思乡难归的复杂感情，悲苦欲绝的苦衷和暮年凄凉的景况宛然可见。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至序末为第三层，感叹梁朝的腐败而亡和人民的惨遭杀戮。先以孙策、项羽靠少数兵力崛起，终能剖分山河，割据天下的史实，与梁朝百万军队，竟然一朝卷甲溃败，以致西魏长驱直入，杀戮平民如割草摧木，构成强烈的对比。不仅使文势因此起伏而跌宕，而且述古用以讽今，暗含对梁朝腐败怯懦的批评之意。作者对待梁而起的南朝陈是有些敌对情绪的，出于门阀思想的'局限，他看不起寒族出身的陈霸先，称这些地位微贱者暗中勾结，乘虚而入，终于篡梁自立，使梁绝统，江南一带的帝王之气，历经三百年而归于终结。“是知并吞六合”以下，以秦及西晋虽一统天下，却终归覆亡的史实，抒发春秋更替、兴亡变迁的感慨。作者认为梁亡既是天意又是人事，虽不无委运于天的宿命思想，但又认识到正是梁朝士族腐朽，同室操戈，引狼入室，亡国惨祸因此不可避免。这正如他在赋文中所云：“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深刻的历史教训，令作者痛心疾首。序文结末几句，又由“念王室”转入“悲身世”。故国不复存在，自己觍颜视北，虽然眷恋古人、故土，但如同舟船无路，银河不是乘筏驾船所能上达；风狂路阻，海中仙山也无到达希望。欲归无奈，还乡无望，处于日暮途穷，于是，“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也就是说国事之慨，穷者之忧，必须一吐为快。
正文部分先叙其远族世功及八世族南迁之盛，祖先之德及父族事迹，再说自己文武皆备、少年得志，由此又写到梁朝全盛之日的歌舞升平，但其中已隐含了武备不修的危机。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朝廷的麻木不仁及内外之种种“凶兆”，说侯景暴戾成性，虽梁朝纳降，而终归无效。而此时天意、人事已皆不利于梁，致使侯景入城而无法抵御，最后梁之外援、内守俱告失败，猛将柳仲礼先战后降，守城诸将士虽誓与城共存亡，但台城仍然失陷，梁武帝、简文帝相继被害。
接着，庾信又写了自己赴江陵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写沿途所见的残破景象及所受的艰辛。他到江陵后又在梁元帝治下做官，但有志难酬，虽仕于梁元帝却不蒙信任。陈霸先、王僧辩联军一举全歼了侯景。在建康城的一片残破中，庾信再次对梁武帝、简文帝的遭遇表示哀悼，对王僧辩的功劳和不幸表示怀念。绍陵王萧伦骄躁自矜，为梁元帝不容，终被西魏所害；而元帝又刚愎自用，偏安江陵，直至内外交困，陷于末路。至此，西魏来侵，长驱直入，梁兵力哀弊，遂至于亡；江陵失陷，惨苦之极。江陵官兵百姓被掳至西魏，沿途备受艰辛，家人倍遭磨难。自己出使西魏后，适值江陵陷落，遂至无国可归。江陵陷落后，梁末代君臣相继失位，终为陈霸先所代。而梁亡之后，上下无能，土地全失，自己流落北国，虽受到种种优待，而思归之情愈切。
正文所记述的这段历史，头绪极其繁多，即使用编年体散文来记叙，也相当困难，采用讲究辞藻、对偶、押韵和用典的赋来表现，更因形式的限制而增加了难度。然而这篇赋却能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在宏伟完整的艺术结构之中。它打破了大赋面面俱到、结构对称的铺叙方式，以庾信的家世和他在两次大乱中的遭际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严格按照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安排段落章节。记叙史实则将重点放在对各类人物的评判上。因而既从整体上展示出动乱的时代气氛，又在具体的史评中显示了作者鲜明的爱憎褒贬。
在叙述中，作者以“春秋笔法”式的褒贬，对期间的贼子、乱臣、义士、良将等一一评价。在写史中，作者表现出巨大的历史感，甚至已经走出了个人的好恶，能够比较客观地品评和反思这段历史。但是在恢弘的历史铺写中，在个人的命运沉浮中，庾信还是困惑地把思索的结果归于天意：“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在赋中，天意还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的物相表现出来：“鲂鱼赤尾，四郊多垒；殿狎江鸥，宫鸣野雉”（预示侯景之乱之始）；“直虹贯垒，长星属地”（平定侯景前的征兆）；“沴气朝浮，妖精夜陨。赤鸟则三日夹日，苍云则七重围轸”（预示梁运将终）。这表现了作者在巨大历史变迁面前的惶惑，这种与作者的悲怆、愤慨、感叹、痛惜等复杂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反思正是此赋的魅力所在。
《哀江南赋》内容相当丰富而深厚，它是作者对梁朝兴亡的历史总结，赋中对梁武帝建国以后所出现过的一段太平景象有简单的艺术概括。“五十年来，江表无事”的描写，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在表面的太平景象背后，又潜伏着危急的暗流。庾信在赋中，还艺术地再现了侯景之乱的过程和这种大乱的种种生动画面，鞭挞了贼臣侯景、萧正德之流，同时也热情地歌颂了在侯景之乱中为国献身的英雄们。台城陷落之后，梁武帝和简文帝均遇害，赋中对此表示了深沉的悼念。对于梁宗室子弟在国家危急之秋，不但不共同戮力王室、一心讨伐侯景，反而兄弟之间自相残杀，作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于梁元帝的自高自大、猜忌、狠毒，作者又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此赋反映的另一次战乱是承圣年间的江陵之乱。西魏统治者攻陷江陵后，大肆屠杀，并将十万臣民俘获至长安。庾信十分沉痛地描绘了这次亡国惨祸，较真实地反映了十万俘虏的血泪生活，还指出造成这次惨祸的原因。
《哀江南赋》是反映梁代兴亡的自传体史诗。从史诗的角度说，作者把五十六年萧梁王朝兴衰的历程，用无数的画面和镜头，又借用大量的历史典故，艺术地概括在这篇骈体赋中。从自传体的赋作看，它几乎概括了庾信一生的经历。
此赋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鲜明的主题，这就是作者的“乡关之思”，其感情是真挚的。它凝聚着作者对故国君臣与人民在金陵、江陵两次战乱中被祸的哀伤，概括了江陵陷落后十万俘虏的血泪生活，因此，这种“乡关之思”不仅属于作者个人所特有，而且是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的。
《哀江南赋》不仅以其宏阔的规模容纳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在艺术构思和文字语言技巧上也达到很高的成就。就整体来说，它以个人的身世经历为线索，以历史事变为中心，描写、叙述与抒情融为一体，文彩富丽，情韵苍凉。但具体到每一部分，作者又注意在叙事中穿插描写和抒情，使虚实相生、疏密相间，因而形成了既沉郁秾丽、又顿挫有致的艺术风格。
此赋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先后为序，而是选取了多侧面、多层次的追叙笔法，用这种方法交织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不断变换画面，不断摇换一组一组的镜头，所写事件纵横交错，回环往复。它将自身的遭际与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将史诗与自传体的写法结合起来，十分突出地表现出自己的乡关之思与亡国之痛。在声律方面，宫商抑扬、声调和谐，改变了前期以大量诗语入赋的特点。在文采方面，绣错绮交，形象生动，光色鲜艳。在用典上尤为突出，它大量使用典故，几乎是一句一典。他把一个个互不联系的典故，连成完整的意象，表现自己的身世之悲，这种艺术匠心，不能不令人赞叹。他的用典灵活多变，多数贴切，达到“援古证今，用人若己”（《文心雕龙·事类》篇）的境地。他的典故“汇彼多方，屡变屡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在用典的技巧上，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语言上，《哀江南赋》大量使用四六对句，对仗工整匀称，于对偶之中又夹杂散体语言，克服了前期赋作以大量诗语入赋的倾向，形成骈散结合的流丽文风，虽大量用典，但不觉得呆板堆垛，富有错综变化之美和音韵铿锵之美。赋序中所提到的“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和“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就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纲领，也是创作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此赋在文本形式上大量采用四六文写成，使事用典繁多而精到、结构宏伟壮阔、语词华丽优美、文辞情感浓厚、富有深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史诗”气魄，是“骈俪之文”的典范。可以说，这是一篇极其优秀的赋，虽然不只是这篇赋成就了庾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庾信晚年赋作的最高成就。 [253-256] [26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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