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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的原文及翻译
《陈书》是唐朝人姚思廉所著的史学作品，属二十四史之一，是一本纪传体史类书，凡三十六卷，记载南朝陈朝史。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陈书》的原文及翻译，欢迎阅读。
《陈书》
谢贞，字元正，陈郡阳夏人，晋太傅安九世孙也。父蔺，正员外郎，兼散骑常侍。贞幼聪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风眩，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亲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读讫便诵。八岁，尝为《春日闲居》五言诗，从舅尚书王筠奇其有佳致，谓所亲曰：“此儿方可大成，至如‘风定花犹落’，乃追步惠连矣。”年十三，略通《五经》大旨。尤善《左氏传》，工草隶虫篆。十四，丁父艰，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父蔺居母阮氏忧不食泣血而卒家人宾客惧贞复然从父洽族兄暠乃共往华严寺请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谓贞曰：“孝子既无兄弟，极须自爱，若忧毁灭性，谁养母邪？”自后少进饘粥。
太清之乱，亲属散亡，贞于江陵陷没，暠逃难番禺，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高祖受禅，暠还乡里，供养贞母，将二十年。太建五年，贞乃还朝。及始兴王叔陵为扬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为记室，辟贞为主簿。贞度叔陵将有异志，因与卓自疏于叔陵，每有宴游，辄辞以疾，未尝参预，叔陵雅钦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连逮，唯贞与卓独不坐。
后主乃诏贞入掌中宫管记，迁南平王友。府长史汝南周确新除都官尚书，请贞为让表，后主览而奇之。尝因宴席问确曰：“卿表自制邪？”确对曰：“臣表谢贞所作。”后主因敕舍人施文庆曰：“谢贞在王处，未有禄秩，可赐米百石。”
至德三年，以母忧去职。顷之，敕起还府。贞累启固辞，敕报曰：“虽知哀茕在疚，而官俟得才，可便力疾还府也。”贞哀毁羸瘠，终不能之官舍。时尚书右丞徐祚、尚书左丞沈客卿俱来候贞，见其形体骨立，祚等怆然叹息。吏部尚书姚察与贞友善，及贞病笃，察往省之，问以后事。贞曰：“弱儿年甫六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为托耳。”是夜卒。后主问察曰：“谢贞有何亲属？”察因启曰：“贞有一子年六岁。”即有敕长给衣粮。
译文：
谢贞，字元正，陈郡阳夏人，晋太傅谢安的九世孙。父亲谢蔺，正员外郎，兼散骑常侍。谢贞自幼聪敏，有卓绝的品性。他的祖母阮氏生前苦于风眩病折磨，每次发病就一两天不能吃饭。谢贞当时七岁，祖母不吃饭，他也不吃饭，常常是这样，亲戚没有不对此感到惊奇的。母亲王氏，教谢贞学《论语》和《孝经》，谢贞读完就能背诵。八岁时，谢贞曾经写作了《春日闲居》一诗，堂舅尚书王筠惊奇他有高雅的情趣，对亲戚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大器。”十三岁时，谢贞大致通晓了《五经》的要义。尤其擅长《左氏传》，工于草隶虫篆。十四岁时，遭逢父亲去世，谢贞号哭跌倒在地上，昏倒而后又苏醒的情况有多次。当初，父亲谢蔺因母亲阮氏去世，不吃饭哭泣到眼中出血而死。家人宾客害怕谢贞也会这样，叔父前往华严寺，请禅师来为谢贞说法，禅师于是对谢贞说：“孝子既然没有兄弟，就极须爱护自己，如果哀伤过度损害身体，谁来赡养你的母亲呢？”从这以后谢贞才稍微吃一点稠粥。
在太清年间的动乱中，亲属散亡，谢贞在江陵落入敌手。暠逃难逃难，贞母出家在宣明寺。及高祖即位，暠还乡里，供养贞母，将二十年太建五年，谢贞才回朝。等到始兴王叔陵担任扬州刺史时，征召谢贞做主簿。谢贞揣度叔陵将会有叛逆之心，于是就自动疏远他，每当有宴会交游，总是以患病为借口推辞，不曾参与，叔陵向来钦佩看重他，没有怪罪他。不久高宗驾崩，叔陵叛逆作乱，叔陵府中的属官先后受到牵连而被拘捕，唯独谢贞没有获罪。
陈后主于是下诏让谢贞入宫担任中宫管记一职。府长史周确刚被任命为都官尚书，请求谢贞为他撰写辞让的奏章，后主看过后认为奏章写得很不寻常。后主曾经趁着宴席的机会问周确：“你的奏章是你自己写的吗？”周确回答说：“我的奏章是谢贞写的。”后主就赐给谢贞一百石米。
至德三年，谢贞因母亲去世而离职。不久，朝廷下诏让他回来任原职。谢贞多次上奏坚决推辞，朝廷答复说：“查看了奏章，详情俱悉，虽然知道你内心哀痛，但官府急等用人，守丧的礼节有理由改变，你可以立即回官府任职。”谢贞哀伤过度身体瘦弱，最终也没能到官府任职。当时尚书右丞徐祚、尚书左丞沈客卿一同来看望谢贞，见到他瘦骨伶仃，两人泪流不能自抑，哀怜着默默而出。吏部尚书姚察与谢贞友善，及贞病重，前去探望，询问以后事。谢贞曰：“弱儿年甫六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为托耳。”这夜死了。后主问察曰：“谢贞有何亲属？”察因启曰：“贞有一子年六岁。”即有敕长给衣粮。
作品简介
《陈书》记事起于557年陈霸先称帝，终于589年隋灭陈，包括陈朝一代33年的历史，共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是二十四史中卷数最少的一部史书。
《陈书》记述了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总结陈朝创建之初恭俭爱民、政策得宜的成功经验，也记述了陈后主的“就荒为长夜之饮，壁宠同艳妻之孽”，总结了陈末统治者忘患纵欲，偏听偏信造成国破家亡的教训。书中记述了大量陈朝时的人物和事迹，其中争夺诈伪、蝇营狗苟、势利小人的行径，足为世人取戒;安贫乐义，不为祸患势利所动的高风亮节，又足为世人楷模。
创作背景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陈书》与《梁书》相同，也是姚思廉在父亲姚察旧稿基础上修成的。然而《陈书》中，仅本纪中有两篇姚察的史论，其余皆为姚思廉自己的创作。
宋代曾巩《陈书目录序》记载:“观察等之为此事，历三世，传父子，重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由此可知，《陈书》撰写时间虽不足10年，却是姚察父子经数十年努力的结果。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永定起居注》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绰的《陈书》3卷等。
《陈书》成于姚思廉之手，实际上是姚察、姚思廉父子两代撰成。《陈书》的编撰，始于陈代，姚察即参与其事。姚察以史职参与，由于陈亡之故，《陈书》未成而辍。隋代，姚察又受命撰修梁、陈二史，未成而卒。唐兴，天下初定，令狐德棻倡议修前朝史，唐高祖遂于武德四年十一月诏修魏、周、隋、齐、梁、陈六朝史。当时受命撰修陈史的有窦进、欧阳询、姚思廉。由于种种原因，数年而不就。至贞观三年(629)，唐太宗重诏修撰，姚思廉奉敕撰梁、陈二史。贞观九年，成《陈书》。
《陈书》虽成于姚氏父子，但前人之功不可没。刘师知《史通》云：“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绰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为顾、傅所修。太建初(宣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烦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编续奏，而依违荏苒，竞未绝笔。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奉诏撰成二史。于是凭藉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可见，《陈书》的修撰，除了姚氏父子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外，也有他人之功。
尽管《陈书》的不当之处不少，但它仍在二十四史之列，足可说明《陈书》是瑕不掩玉，至少是瑕玉互见的。《陈书》的价值之一在于，它成于姚氏父子之手，姚氏父子曾仕于陈，对陈朝之事亲身经历，虽成于唐，但可以说是当世人写当世事，是现存比较好的原始记载。其二，纪传中大段甚至全文保留诏令、奏疏，保留了陈代的不少作品，对于窥视陈代文风及典章制度，有较大参考价值。其三，《陈书》以及《梁书》的行文风格，是对六朝文风的变革。散文或古文的倡导与重振，以唐中叶和北宋时期为主，姚氏父子在陈末唐初已开其先河，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鉴赏
作品特点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陈书》为统治者避讳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刘师知传》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不提。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矫正。所以这种比较、对读，是很必要的。顺便说说，读《宋书》《南齐书》也应参照《南史》来读，其中情况与上面说的多有类似之处。
不足之处
历代史家对它的评价并不高，认为非但不能与前四史相提并论，而且在唐八史中也算不得上乘。主要因为《陈书》自身的缺点所致。
首先，作者的唯心主义史观。在撰述王朝的盛衰和帝王将相的得失成败时，以宿命论的观点，强调“天意”和“历数”，认为王朝的兴衰，“大人物”的成败，都是神意的体现或某种神秘力量的既定安排。在记人记事时，承袭前代的阴阳五行、图谶灾异的陈腐思想，对奇异传说、鬼怪奇闻、相面望气、因果报应，着力渲染。姚察是位佛教信徒，习佛法，读佛经，临终犹正坐诵佛。姚思廉虽不见有其父之佞佛行为，但对佛事也不加排斥。因此，在《陈书》中，对佛事的记载尤详。这虽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但姚氏的崇佛思想，使得他们对佛事的记载充满了感情色彩，并用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作为对历史人物的总结，则有失偏颇。
其次，体例有疵。《陈书》的体例，看似严谨，细加分析，其中欠妥之处仍不乏时见。在人物立传方面，凡陈氏子孙，不分贤愚，人人立传，使《陈书》成了变相的陈氏族谱。在人物的归类方面，颇有不当之处。
再次，多溢美、隐恶、讳过之笔。姚氏出身庶族，对此他特别忌讳。其父历仕梁、陈、隋三朝，功名显赫，隋代封为北绛郡公。在《姚察传》中，姚思廉洋洋洒洒用了三千余字来记述，详叙朝廷之优礼、名流之褒奖及察之逊谢等词，事极琐屑，极尽文饰之能事。而对其祖父的记述则简而又简，含糊地说：“父上开府僧坦，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详略之间，出入极大。之所以如此，缘于其祖父只是梁时太医正，仅因医术精明而受梁武帝看重。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技艺为士林所不齿。姚思廉以士林标榜，而轻视祖父之业。
隐恶讳过之处，多处可见。如，《世祖本纪》及《衡阳王昌传》对世祖夺嫡、谋杀高祖子衡阳王陈昌一事的记载都极为简单，并隐瞒真相，说是侯安都请缨前去迎接衡阳王，衡阳王溺水而死。又如陈高祖篡梁一事，《南史》载为：“刘师知为陈武害梁敬帝入宫，诱帝出，帝觉之，绕床而走日：‘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而从《陈书·高祖本纪》中绝对看不出逼夺之迹，刘师知本传中也找不出一字涉及此事。如此隐恶讳过，有违事实，《陈书》得不到史家赞誉，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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