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的翻译及原文
《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的学生李蟠的。下面请看小编带来的师说的翻译及原文！
师说全文阅读：
出处或作者： 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古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聘。郯子之陡，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师说全文翻译：
古人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传授学业，解释疑难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而不从师学习，那他对于疑惑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决。出生比我早的人，他闻知道道理本来比我早，我跟从他向他学习；比我出生迟的人，他闻知道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而且把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计较他生年比我早还是晚呢？所以，不论地位显贵还是地位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也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学道的道理没人传布已经很久了，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哪！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了，而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现在的许多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味。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引起的呢？众人喜爱他们的孩子，选择老师教育孩子；对于他们自己呢，却耻于让老师教他们，这真是糊涂啊！那孩子的老师，教孩子读书来熟悉书中的句子，尚不是我所说的给人传授道理，给人解释疑惑的老师。文句不理解，疑惑不能解决，有的人向老师学习，有的人却不向老师求教，小的方面学习，大的方面丢充，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智的呢。巫医，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如有人称人家为老师，称自己为学生，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朝笑他。问那些嘲笑者，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个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那是很使人丢脸的事，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从师学习的道理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及各种工匠，士大夫之族是不屑与他们并列的，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反而赶不上他们。这不是很奇怪的事么！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聘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品德才能当然赶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走在一起，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学生强，知道道理有先有后，技能学业各有专门研究，如此而已。
李蟠，十七岁，爱好古文，《诗》、《书》等六经经文及解释经文的著作都普遍地研习过，又不被耻学于师的习俗所约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实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道理，特别写了这篇《师说》来赠给他。
创作背景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朝政的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作品鉴赏
文中虽也正面论及师的作用、从师的重要性和以什么人为师等问题，但重点是批判当时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的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就文章的写作意图和主要精神看，这是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批驳性论文。
文章开头一段，先从正面论述师道：从师的必要性和从师的标准（以谁为师）。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这个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与依据。从“解惑”（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难）出发，推论人非生而知之者，不能无惑，惑则必从师的道理；从“传道”出发，推论从师即是学道，因此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一段，层层顶接，逻辑严密，概括精炼，一气呵成，在全文中是一个纲领。这一段的“立”，是为了下文的“破”。一开头郑重揭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势如风雨骤至，先声夺人。接着，就分三层从不同的侧面批判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先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作对比，指出圣与愚的分界就在于是否从师而学；再以士大夫对待自己的孩子跟对待自己在从师而学问题上的相反态度作对比，指出这是“小学而大遗”的糊涂作法；最后以巫医、乐师、百工不耻相师与士大夫耻于相师作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智不及他们所不齿的巫医、乐师、百工。作者分别用“愚”、“惑”、“可怪”来揭示士大夫耻于从师的风气的不正常。由于对比的鲜明突出，作者的这种贬抑之辞便显得恰如其分，具有说服力。
在批判的基础上，文章又转而从正面论述“圣人无常师”，以孔子的言论和实践，说明师弟关系是相对的，凡是在道与业方面胜过自己或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为师。这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于师事“位卑”者、“年近”者的现象进一步批判。
文章的最后一段，交待作这篇文章的缘由。李蟠“能行古道”，就是指他能继承久已不传的“师道”，乐于从师而学。因此这个结尾不妨说是借表彰“行古道”来进一步批判抛弃师道的今之众人。“古道”与首段“古之学者必有师”正遥相呼应。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顶接，论述从师学道的基础上，结尾处就势作一总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马之势。“圣人无常师”一段，于举孔子言行为例之后，随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无常师”的现象一下子引出这样透辟深刻的见解，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其次是硬转直接，不作任何过渡，形成一种陡直峭绝的文势。开篇直书“古之学者必有师”，突兀而起，已见出奇；中间批判不良风气三小段，各以“嗟乎”、“爱其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发端，段与段间，没有任何承转过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这种转接发端，最为韩愈所长，读来自觉具有一种雄直峭兀之势。
此外，散体中参入对偶与排比句式，使奇偶骈散结合，也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气势。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其郡望在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803），因言关中旱灾，触怒权臣，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讨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
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张“以文为诗”，作诗力求新奇，且多议论。《全唐诗》存其诗十卷。有诗文合编《昌黎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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