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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仲春纪》原文
导语:《吕氏春秋》可谓最早透露了这种统治思想结构的萌芽,对后世具有某种启迪之功。下面是仲春纪原文,欢迎阅读!
【仲春】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包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鹰化为鸠。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衤某。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衤某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先雷三日,奋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必备。无作大事,以妨农功。是月也,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天子乃献羔开冰,先荐寝庙。上丁,命乐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贵生】
二曰:圣人深虑天下,莫贵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於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尧以天下让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闾,鹿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缪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於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於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
【情欲】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沈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谤,又树大雠;意气易动,跷然不固;矜势好智,胸中欺诈;德义之缓,邪利之急。身以困穷,虽後悔之,尚将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远,国家大危,悔前之过,犹不可反。闻言而惊,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乱难时至。以此君人,为身大忧。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於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众则速尽。万物之酌大贵之生者众矣。故大贵之生常速尽。非徒万物酌之也,又损其生以资天下之人,而终不自知。功虽成乎外,而生亏乎内。耳不可以听,目不可以视,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扰,妄言想见,临死之上,颠倒惊惧,不知所为。用心如此,岂不悲哉?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於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後世。
【当染】
四曰: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染於苍则苍,染於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於许由、伯阳,禹染於皋陶、伯益,汤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岐踵戎,殷纣染於崇侯、恶来,周厉王染於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公染於管仲、鲍叔,晋文公染於咎犯、郄偃,荆庄王染於孙叔敖、沈尹蒸,吴王阖庐染於伍员、文之仪,越王句践染於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张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黄籍秦、高强,吴王夫差染於王孙雄、太宰嚭,智伯瑶染於智国、张武,中山尚染於魏义、椻长,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皆残亡,身或死辱,宗庙不血食,绝其後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可羞人,必称此六君者。凡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因安也,以为行理也。行理生於当染。故古之善为君者,劳於论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所染不当也。存亡故不独是也,帝王亦然。非独国有染也。孔子学於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鲁,墨子学焉。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子贡、子夏、曾子学於孔子,田子方学於子贡,段干木学於子夏,吴起学於曾子;禽滑絭学於墨子,许犯学於禽滑絭,田系学於许犯。孔墨之後学显荣於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皆所染者得当也。
【功名】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善钓者,出鱼乎十仞之下,饵香也;善弋者,下鸟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黄,蚋聚之,有酸;徒水则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蝇,虽工,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纣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罚虽重,刑虽严,何益?大寒既致,民暖是利;大热在上,民清是走。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走者,取则行钧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也。行不异乱,虽信令,民犹无走。民无走,则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故当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务;有贤主,不可而不此事。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能尽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贤名之。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领之死争其上之过,而不能与之贤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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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概括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儒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是秦汉杂家的代表作之一。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嬴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
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就这样写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首都咸阳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权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以道为主融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体现了儒家的优点与特色。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称之为《吕氏春秋》。
内容简介
《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
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对人类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国家治理思维上,对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现了自然的和谐和美好。人定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会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具体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可能经由人定法来证明,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没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为“恶法”,恶法非法。在中国,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义,但是,老子仅仅强调了“道法自然”,再没有细说。《吕氏春秋》则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十二纪,把人的行为与自然秩序一体化,在自然秩序中验证社会管理的正当性。
主编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 战国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国丞相,姜子牙的二十三世孙。
早年经商于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将秦国质子异人带回秦国,扶植其成为秦庄襄王后,被拜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带兵攻取周国、赵国、卫国土地,分别设立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对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庄襄王去世后,迎立太子嬴政即位,拜为相邦,尊称“仲父”,权倾天下。受到嫪毐集团叛乱牵连,罢相归国,全家流放蜀郡,途中饮鸩自尽。
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包含八览、六论、十二纪,汇合了先秦诸子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史称“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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