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值班很累，以下则是值班日志，欢迎阅读欣赏，希望对你有用!
值班日志<1>
去年，油菜花正黄，我离开申城，来到绍兴的一家纤维企业工作。
临近春节，父亲电话告知我，车票紧张，往返不易，让我不要回家了。
我一向遵循父亲的指示。不回家，便被安排为春节值班人员。
今天，腊月三十，我值班。
早上八点，我准时来到门卫室那小小的房间，与门卫姚师傅碰面，算作考勤的见证。姚师傅，内蒙古老头儿，六十岁，高大，面善，以前在市里的一家质量监督所当门卫。
门卫室里，一把陈旧的贴着胶带的木椅。木椅前，一张米黄色的小木桌，桌上摆着布满积尘的监控电脑，前面是玻璃窗，窗外是紧闭的大铁门和三根光洁的旗杆;木椅后，一张食堂里常用的四人桌。平时，头发花白的搬运工、包装工们下班后不急着回家，总会坐在这桌上谈上一会儿，他们都是当地人。里边，一个电热开水器，旁边，还有一个洗起衣服来哒哒作响的破旧洗衣机。
按照要求，我的工作时间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每隔两小时巡查厂区一遍。这样，我将巡查厂区四遍，并在下班前记录今天的状况。
我走出门卫室。室外，天气晴好，没有雾霾，一面红旗和两面蓝旗在微风中浮动。四盏上书“喜迎新春”的大红灯笼挂在综合楼的屋檐下，显出一些喜庆。草坪里，我随手捡了一根木棍。小时候，上山前，我总会带上一根结实的木棍或者青竹，以对付突如其来的比如横陈山道的黑蛇之类。
车间的大门已落了大锁，不必进去。我拿着木棍，朝车间大楼的左侧走去，察看大楼左侧的门窗。门上的铁锁和封条完好。我便折了回来，朝车间大楼的右侧走去。大楼的右侧，是一个用钢架支起的临时仓库。仓库入口处，停着一辆结构简单的叉车;往前，堆着一垒破旧的木质铲板;再往前，放着一列敞口的纸质大桶，大桶里堆满了往年的丝饼;再走几步，前面有七八垒堆得高约七米的各色纸管。我拽着木棍，唯恐从那高高的纸管间的空间里跳出可怖的东西。可是，我依然清晰地觉察到身后有一阵细碎的声音。我即刻转身。一条黄白相间的小花狗，食堂邹阿姨养的。它和我不熟，只是镇静地站在离我约两米的地方，昂首望着我。我突想，在这显得有些狭小而冷漠的仓库里，它也算我的一个伙伴了，尽管我与它不熟。
看了车棚和围墙，我回到了小小的门卫室。姚师傅正坐在那把陈旧的贴着胶带的木椅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大门。
我想，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整个厂区，或许会安静得只有姚师傅、我，还有那只小花狗。巡查一遍厂区后，我有两小时的空闲，便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老人与海》，慢慢地翻看起来。读到老人捕到大鱼返航，又想象着大海深处老人与各色鲨鱼搏斗的场景，我深觉老人的孤独与无助。转而一想，现在的自己倒也有几分孤独与无助。
“啧啧，这狗眼睛恐怕要瞎呀!”姚师傅打开门卫室的门。
“不会吧。不然也太可怜了。”我走了出来，想仔细看看小花狗。
“你瞧，它的眼睛总堆满了屎，睁不开了。”
“但愿不会。”
中午，意外地，有人来了，是短纤工肖师傅。肖师傅，湖南衡山人，独自在这儿打工多年了，租住在离厂区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他租住的地方，我去过。因为，有一次，他操作不慎，中指被刮刀切去了半截儿。一个晚上，我和几个同事买了些瓜果去看他。骑上电动车，行过立交桥，穿过两条不热闹的小街，就到了。肖师傅租住的房间，陈设简陋，墙上还挂着一幅发黄的二零一零年的日历。灯光暗淡，他坐在棕色小板凳上，受伤的左手被纱布厚厚地缠着，像戴了一个白色的拳击手套，又像一只大大的发白的鸡腿。
肖师傅是来洗澡的(公司有带热水器的淋浴室)。他要洗去这一年来的尘垢?
我，巡查厂区，第二遍，第三遍。
我巡过第四遍时，姚师傅依旧坐在那把陈旧的贴着胶带的木椅上，只是一手拿着摔断手柄的电动车后视镜，一手拨弄着自己粗糙的胡须。
下午五点。春节值班工作簿上，我写道：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日，天气晴好，没有雾霾，按时巡查厂区四遍，一切安然。
晚饭后，我独坐窗前。
窗内，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窗外，爆竹声声，烟花烂漫。
除夕的夜，也是这般，平凡而静寂。
值班日志<2>
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呆呆的看着门外清晨的阴天和经过的人。
一个少女在门口停顿了一下，犹豫的眼神向屋里询问着。我本要问一下;有事么?，但困乏的嘴唇还没来的及张开她就带着胆怯的眼睛消失在门框外了。
不一会，一个少年急促的走进了屋子，用不稳定的语气问道：还看见一个新的簸箕了。他的眼光在四周的地下快速的扫描着，自言自语道我妈妈昨天刚领的新簸箕怎就没了呢?。等我要回答他没看到时，他已经背向我慌张得出了门了。
倒杯水清晰一下自己的血管，看了下时间早上6。12，出门看看这俩人，好快点打发时间到7点下班。
他俩个年轻的身影分开在路的两边，把地上的垃圾扫进簸箕里，缓慢地向前扫去，不留下一点脏的。
我看着路好干净，少年少女一定是个环卫女工的儿女，他们也很干净。
这样的事我是知道一点的，在1号门罗汉巷有个环卫女工，她的女儿和女婿就天天早上帮忙后再自己去上班的。那女婿戴着眼镜，白衬衫，文邹邹的，拉着几百斤的垃圾车。
一次值班，小整治结束，一个开面包车卖奶茶的小伙在路边和我聊了起来，他说他12岁就帮妈妈干环卫了，垃圾车重，要把车掀起来把垃圾到出来没力气是不行的，他年纪小个子矮，就拼命的往上举车的扶手。帮妈妈把垃圾倒完了，喝口妈妈大杯子里的水就去上学了，他没说他和他妈妈吃早饭了没。
从那以后，我就让他在那卖奶茶了。我说了不算，领导看见了是要扣我的钱和分的。在这里我很感谢那些体谅我的人，同时我也体谅着他们，每次他们知道我给扣了分和钱的时候会像个孩子一样底着头对我说对不起。他们要活着，一般时候你看不见他们的尊严，只有当你伸出你的手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人格。不是垃圾车一样重来衡量的。
下雨了，好像经过了很远的事。少年和女孩跑到屋檐下躲雨，笑的很灿烂，好似雨滴里都有了太阳。
看了下时间6。55了，回到屋子，看看沙发里缩卷的瘦小同事，就像只虫子。
值班日志<3>
今天是假期值班以来，不，应该说是假期以来，属最累的一天，本来不该我值班，同事有事要求给我调换。我想想自己在这没什么事就应允了。今天又是星期一，新的一周总要有点新气象，索性换件新衣服，还以为只是在实验室搬搬东西，擦擦橱柜，不料，上边要来检查，我被临时分配到政教同初一班主任一道负责一楼的清理整治工作，摆放桌椅，整理黑板报，完了打扫屋地。哪里是什么实验室工作，早知道要干这些活就不穿那么整齐了，心里那个后悔呀，看来我是没那个命呀!
六个人均分为两组，每组负责三个教室的整理工作，外加上六个事先已找好的学生。她们原本是负责宣传工作的，因乐队尚未过来，只好充当我们的临时工。从会议室一出来，我们组就开始进入邻近的教室，摆开阵势，试图大干一番了。教室都是才粉刷过的，到处都是白瓷料，得擦。这是一项耗费工夫的活。起初都在犹豫，不知是擦还是不擦。毕竟时间紧迫，需要干的活实在太多。
负责人首先安排三个学生办黑板报。领导要求是重办，上边的黑板报还是学生前办的呢，据说有的还可以用，问题是上边也被染上白瓷料，星星点点的，看起来很脏，也很乱。学生们拿来了抹布，接上一盆水，开始用湿抹布擦。白瓷料密集的地方只好连字也擦。组长不知从哪找来几张办黑板报的素材，交到学生手里。余下的人们包括我在内负责摆放桌椅，按照平时上课的样式摆好，完了把屋地打扫干净。事先也不洒水。
临时决定的扫屋地，之前领导没有作要求。不一会教室里就开始尘土飞扬，感觉人在尘土里洗澡，那个脏啊!有两个教室的桌椅还没有维修，我们只好把那些需要维修但不曾维修过的桌椅放到教室的一边或最后，只摆放其余完好无损的桌椅。说是完好无损，其实多多少少都有损害，真不知学生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桌椅的，有的好端端的不知用什么工具给捅一个窟窿;有的后面索性都掉下来了，面板不知去向;还有的桌底都是虚空的，唯有一块面板在那架着;有的连桌底都没有。看着这些千疮百孔抑或肢体残缺不全的桌子椅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仿佛听得到它们的哭泣声。
我在想，这些学生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用公物来发泄心中不满吗?到底是什么样的不满情绪让他们如此祸害无辜的公物，就因为他们不会说话，就肆无忌惮了?虽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理发育还不健全，处于叛逆期，情绪不稳定，可也不能这样肆意妄为呀。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大约十点左右，所有的教室基本上都清理了一遍，黑板报也办的差不多了，工作暂且告一段落。组员们可以暂且休息一下。我自己一个人从东头踱到西头，来到最初整理的那个教室，一眼就看到后面的黑板报，也许是时间过于仓促，感觉她们没有好好地去写，一方面用力不够，仿佛是胡乱画上去的;另一方面，有些字真的就是飞毛扎刺，尤其是上面伸出去的那一笔，简直快要顶到房梁不说，跟整个字的结构一点都不搭。
放到以前，我肯定会让学生擦了重写，看在她们假期帮忙的份上，我就忍了。但这样迎接检查，实在说不过去呀!于是我从讲台桌上找来一些彩色粉笔就开始描那些字，该收的收，该长的长，大概有十五到二十分钟，那些字总算被我改头换面了。尽管还是有点凌乱，但起码有点那个意思了。之后我满意的离开那间教室，再次来到东边教室依旧干那些活，同另外两个老师一道，摆放桌椅，扫地。
干完之后刚好11点，该下班吃饭了。按照以前的惯例，在哪个组就跟哪组领导去吃饭。你替谁值班，照例按他以往的来。这次有点特殊的是，我替别人值的班，可临时被政教上的领导叫去帮忙，这算是哪个班上的呢?政教上居然让我去问值班领导，值班领导不管饭，他那就管。这叫什么事啊!帮忙倒帮出麻烦来了，说起来现在上面风声紧查的严，也不能这么办事呀!好在值班领导说让我跟着他吃饭，这事才算告一段落，可心里还是觉得不是滋味。不管他了，调整好自己要紧，要不怎么迎接下一步的工作呢?